[摘要] 明年，上海将进一步放宽共有产权保障房（经济适用房）的准入标准。其中，家庭人均月收入标准有望放宽至4000元以上。这也意味着，更多的小白领也将被纳入经济适用房的保障范围。本市住房困难的大龄结婚家庭、青年职工等群体，在逐步放宽准入标准后将成为主要受益对象。
尹中立：政府摆脱房地产依赖致制造业产能过剩 每日经济新闻
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看，坚持房地产调控的政策不会出现松动，显示决策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及调整经济结构的决心，希望中国经济摆脱对房地产市场的过度依赖，促使制造业技术升级，让制造业真正成为强国之本。此方向十分正确，但挑战巨大，产能过剩就是一个考验。
产能过剩是体制性问题
2000年前的中国经济一直被产能过剩所困扰。
在中国的经济体制下，地方政府的财政预算基本上没有什么硬约束，所有的地方政府都存在投资冲动，每当出现一个盈利较好的产品或产业，大家一哄而上，于是，很快出现产能过剩。如何防范和约束地方政府的投资行为，成为中央政府的重点工作。
在朱镕基主管经济工作时，总是强调地方政府不要搞低水平的工业投资，采取了很多办法遏制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，对投融资体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，比如改革银行体制，提高各家商业银行总行对分支机构的控制能力，切断地方政府对商业银行的信贷干预，从资金上约束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；再比如改革财税体制，推行分税制，削弱地方政府的财政能力，提高中央政府的财政支配权，以期减少低水平的重复建设投资。
在2000年前的中国经济循环中，因为难以解决投资的低水平重复建设，因此，总是出现产能过剩，企业经营效益也就难以保障，而且进一步连累银行，使银行信贷资产的不良率居高不下（在2000年前商业银行的信贷不良率超过30%）。此时的中国经济循环是低效率的内部循环，经济的外部循环很弱，出口对经济的贡献很小。总之，产能过剩对于中国经济而言是一个体制性的问题，是由来已久的老问题。
2000年后中国经济出现了新的气象，困扰中国经济多时的产能过剩问题似乎迎刃而解。
从投资的角度看，2002年以后实际投资速度明显加快。2002年前的8年里，中国实际投资增长速度（扣除物价以后）平均为12%，而2002年后的8年，实际投资增长速度为23%，比2002年前高了近一倍。很多行业的产能扩张达到空前的程度，以钢铁行业为例，1998年钢铁行业的产量达到1亿吨，2003年的钢铁产量达到2亿吨，从1亿吨到2亿吨花了5年时间；但2003年后，钢铁行业在短短的6年时间里产量增加了4亿吨，2010年的钢铁产量超过了6亿吨。其间，很多行业或产品的产量都迈上了世界的巅峰。
在产量迅速增长的同时，中国经济运行良好，企业效益同样良好，尤其是国有控股企业的业绩屡创历史新高，曾经陷入困境的大型国有控股企业一跃成为世界500强的明星企业，银行的效益当然更加，中国的5家银行的股票市值都进入了世界前10名的行列。
在面对如此骄人成就的同时，我们必须明白，2002年后中国经济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？依笔者之见，2002年后的中国经济出现了两个新的变化：其一是中国加入全球化的浪潮，推动中国经济的工业化加速，使进出口快速增长；其二是房地产的快速扩张和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快速推进。正是这两个因素的出现，使困扰中国经济的产能过剩问题得到很好解决。
首先，看看全球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及其未来趋势。2001年中国加入WTO对于中国经济而言是一件极其重要的事件。2000年之前中国经济之所以陷入产能过剩，一个重要原因是产品找不到合适的市场，加入全球化之后，由外资主导的投资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。其积极意义还表现在解决了数亿人口的就业问题，众多的农村青年走出农村的田头进入城市的工厂，使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，这是中国经济在过去数年时间里快速增长的物质基础。
其次，房地产市场为工业投资提供了巨大的市场空间。1990年我国轻重工业的比重大体相当，各占50%。从1999开始，重工业呈现快速增长势头，工业增长再次形成以重工业为主导的格局。重工业的加速发展有两个重要的时点，即1999年与2002年，与房地产市场的繁荣完全对应，1998年住房制度改革以后，房地产市场开始从1999年加速，2002年后房地产投资及房地产价格出现跳跃性变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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